如，关于公共交通利益——有损公共交通利益是出租车营运许可的消极要件——这个不确定法律概念，德国联邦行政法院1954年的一个判决就判示，其解释适用存在着行政裁量。

传统的刑事执法管理监督是一种静态的、孤立的模式。现代的刑事辩护以律师帮助为核心，保障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权就是保障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律师帮助的权利。

只有赋予程序法与实体法相同的强制力，改变程序法软法的特质，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实现实体法与程序法并重。然而一直以来，受制于职能同源性以及公安机关的强势地位，检察机关对侦查行为的监督相对乏力。进入专题： 公安法治 刑事执法规范化 司法改革 法治国家 。这种只注重办案结果，不注重办案过程的工作方式所得出的工作结果难以获得民众的认可和信任。这种只注重说服自己，不注重说服别人的工作方式是一直以来公安机关强势地位的有力佐证。

一方面要增加群众评议在考评中的权重，另一方面，要变年度考评为日常考评、动态考评，推行法制部门审核案件和逐案考评同时进行。最后，文明是执法的职业素养，是权利本位的突出反映。在这三个领域中，斯门德均有典范性观察成果。

然而，其所强调的法概念的纯粹性阻碍其全面、现实地介入具体现实国家生活，无法像整合理论那样既能够为具体问题提供实质判断依据，又能通过宪法教义学吸纳价值斗争的结果，使宪法本身成为多元社会价值共识的凝结核。若无实证主义国家法学鲜明的方法论立场，若无凯尔森在认识论层面的尖锐批判，致力于通过小篇幅的文章解决具体问题的斯门德可能不会通过一部专著表达自身的认识论前提和基本理论立场，他必须在严格奉行应然与实然之间的界分的学术气氛中为自己涉及政治的学术观点做出辩护。以基本权利的理解为例，先前的基本权利理论多以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为理论前提，基本权利的作用仅是分隔性的（abgrenzend），其在教义学上的表达为作为防卫权的基本权利。在译者看来，这样的批判意见没有认识到整合理论的宪法理论的真正意涵。

上述三种认识特性使整合理论在德国国家法学背负的时代使命方面较之同类理论作品具有优越性。在斯门德看来，目的论的国家观念因其唯一崇尚的效能原则（Leistungsprinzip）不仅会使国家沦为个体的工具从而使国家更深层次地疏离于个人，[28]也会使个人丧失精神性存在的尊严。

依卢曼之见，此种观念仅将视野局限于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冲突和对立这种极端情形，忽略了个人与国家之间其他方面关系的内容。无论议会在魏玛时代表现如何，在斯门德看来，议会存在本身就能表达国家的政治观念，议会的各种活动也能给国民提供政治体验的机会，议会民主制单凭这些就有继续存在的价值。一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本书书名的译法问题致使译者怯于译出此书。这一方案与整合理论有极大的相似性：均是一种过程性思维，均寻求在日常国家生活中具体地解决抽象意识形态的冲突。

其实此种现象在整合理论中早有论述。此外，Verfassungsrecht中的Recht明白无疑地标明了Verfassungsrecht的法的属性，那么当其与同样作为法的Verfassung并列之时，二者的区别何在，以至于这种用und（与）表达的并列关系是有意义的？回答这个问题，需要看斯门德在使用这两个词语时分别所处的语境。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对于客观法的体验完全取决于其个人拥有的可触摸、有形态的的实实在在的对象。[43] Luhmann, Grundrechte als Institution, 2. Aufl., Berlin 1974, S. 7. 作者简介：曾韬，法学博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讲师。

因此之故，斯门德开门见山地指出：书名不足以点明本书的内容和要旨。例如，围绕着君主的权力地位的不再是君权神授、上帝恩荣之类有神秘主义色彩的古代观念世界的话语，而是外观清晰、内容明确的关系、请求权等现代法学术语。

[5]据此可以认为，Verfassung和Verfassungsrecht的根本区别在于实在化（Positivierung）,二者的关系则为后者是前者的实在法化，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和终极评价尺度。在其《高校与政党》一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德国高校中各种意识形态的争斗情景以及不同意识形态阵营中个体具体的政治参与样貌，也即政治团体本身的质的整合和人员整合在当时德国高校的具体情况，以及国家整合由之受到的影响。

变通性处理或以Verfassung为对象，避开其宪法的译法，将其翻译为宪制，进而提出《宪制与宪法》的译法。而在丧失政治共识和妥协的时期，这样的知识体系就会弊大于利，因为其对意志领域界过分侧重只会加重政治共同体土崩瓦解的趋势。译文最终得以完成，得益于吴彦老师（华东师范大学）及责编老师的多种直接帮助，在此向二位老师表示谢意。[39] Smend, Staatsrechtliche Abhandlungen, 4. Aufl., Berlin 2010, S. 324. [40] Vgl. Stolleis(Hrsg.), Juristen-Ein biographisches Lexikon, München 1995, S. 570. [41] 本书第9页。本书的译成也得益于她的理解和支持，我们这个小家的整合效果也由此得到强化。[22]毋庸置疑，这样的观点有助于形成各种政治观念群体可以接受的总体上政治中立的宪法秩序，且为通过各类民主生活程序和法的各种具体化层级克服政治观念的冲突留有余地。

Verfassungslehre（《宪法学说》）中的Lehre(学说)有标榜在知识属性方面超越同行的意味。从整合理论在联邦德国的作用来看，[31]此种理论促成了斯门德向往的宪法成长愿景：如果此类因素在动态历史的发展中能够始终适应这些条件，那么就会出现这样一种宪法，在此宪法之中，正如人们论及英国宪法所说的那样，人民如同生活在一层会自动生长的皮肤之中。

[24] Luhmann, Grundrechte als Institution, 2. Aufl., Berlin 1974, S. 38 f.. [25] 关于斯门德作为经典人物及其学说为经典学说的理由，vgl. Morlok/Schindler, Smend als Klassiker: Rudolf Smends Beitrag zu einer modernen Verfassungstheorie, in: Lhotta(Hrsg.), Die Integration des modernen Staates, Baden-Baden 2005, S. 13 ff. [26] Vgl. Böckenförde, E.-W., Gesetz und gesetzgebende Gewalt, Berlin 1981, S. 219. [27] Vgl. Schlink, Weimar-von der Krise der Theorie zur Theorie der Krise, in: Erbguth/Müller/Neumann(Hrsg.), Rechtstheorie und Rechtsdogmatik im Austausch, Berlin 1999, S. 43(46). [28] 本书第16页。整合理论的作用在于为证立宪法意涵的变迁提供理论依据，也即整合理论认为主张宪法意义变化者应该为此承担证立责任，而这一点恰恰是以尊重法治国家原则为前提的

译文最终得以完成，得益于吴彦老师（华东师范大学）及责编老师的多种直接帮助，在此向二位老师表示谢意。最应感谢的莫过我妻杨泉女士。

在无论是《宪法与实在宪法》之中，还是在《表达意见的权利》一文之中，斯门德均较之当时的实证主义国家法学更为重视国旗、国土、首都等国家的象征符号的宪法规范性意涵，对于魏玛宪法符号体系的捍卫毫无疑问地表达了斯门德对于魏玛宪法秩序的认同和为之努力奋斗的意志。在论述功能整合的作用必须影响到所有人之时，斯门德已经指出了意见传播过程中的角色和等级分工，其论述人的整合问题时提到的各种人员均可以被看作形形色色的意见领袖。据此，联邦德国的宪法实践和宪法教义学顺次发掘出基本权利的各种新生的功能：保护义务、辐射作用、制度性保障和透过组织和程序的保障。其国家为同质人民的政治共同体的学说[18]与政治共同体为某种本质观念的外化这一古代观点同出一辙，甚至可以认为其用现代国家理论和宪法理论的语言摹写天主教神权国家。

整合理论降生的时代，德国国家法学面临着社会多元化的挑战。[39] Smend, Staatsrechtliche Abhandlungen, 4. Aufl., Berlin 2010, S. 324. [40] Vgl. Stolleis(Hrsg.), Juristen-Ein biographisches Lexikon, München 1995, S. 570. [41] 本书第9页。

无论所处时代，无论面对何种议题，斯门德言论的政治意涵一概以国家整合为根本标准，故而其所有政治判断具有一以贯之的秉性，其观点的不可动摇性使其生前就获得了政治道德上的尊崇地位。[30]与上述两种替代性方案相比，整合理论较为成功地解决了国家的整合问题。

宪制的问题相对隐蔽，但也不难指出。将Verfassungsrecht翻译成宪律的错误最为明显，斯门德在使用这个词的时候显然指的不仅仅是成文宪法，也包括宪法习惯法。

[4]在使用Verfassungsrecht的章节中，斯门德则将相应部分的标题命名为实在法上的结论。这些译法均能掩盖翻译本身存在的问题，提出不会令人看上去就生疑的译名，但它们均是错误的。法国人在凡尔赛缔约活动中无时不刻不表现出此种观念[34]、对凡尔赛条约的批判的一个疏漏的地方在于，人们没有从一个幅员辽阔的民族国家的功能和本性的角度出发，仅在技术性能力受到侵害这个角度上反对德国的非军事化[35]，这些文字绝非出于说理之必要写出，其字里行间无一不充斥着对于凡尔赛体系的愤怒、以及对于法国人的讥讽。[33] Vgl. Friedrich, Rudolf Smend, AöR 112 (1987), S.1(S. 25) [34] 本书第78页注释2。

精神现实是由表达、意义、意向、价值、结构等范畴之间复杂的辩证关系建构出的一种克服了主客体二分、规范和现实二分的现实，基于此种精神现实的本体论特性，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不再可能是价值中立或者价值无涉的，对于现实的观察事实上也包含评价性的因素，如卢曼所言，没有未经阐释的现实。变通性处理或以Verfassung为对象，避开其宪法的译法，将其翻译为宪制，进而提出《宪制与宪法》的译法。

[36] Kelsen, Der Staat als Integration-eine prinzielle Auseinandersetzung, Wien 1930, S. 91. [37] 卡尔•施米特认为议会主义之所以在精神基础已经崩溃的情况下还继续存在，原因在于历史的惯性，只到一种新的制度取代它为之。[7] 参见【美】罗文斯坦：《现代宪法论》，王锴、姚凤梅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99页。

尽管斯门德只明确指出特奥多尔·李特的文化哲学是其认识论层面的依据，但他实际上也同时混合吸收了狄尔泰的生活哲学、胡塞尔的现象学以及施普朗格的客观价值规律学说等诸多观念。例如传播学学者惯于认为美国学者拉扎斯菲尔德发表于1940年的《人民的选择》首先指出了意见领袖现象的存在，并由此创造了一个重要的传播学概念。